①.由于对外贸易迅速增长而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了45倍，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由1980年的第26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3位。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巨大且连续多年出现顺差，2006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17606.9亿美元，顺差1755亿美元，经常账户余额已经占到GDP的9％左右。过大的贸易顺差不仅造成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引发贸易争端，而且中国还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首先，由于中国国内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过低，以及环境污染没有真正计入企业成本，导致资源性产品过度供给，相应地刺激了下游重化工业的过度投资，并且导致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密集型产品大量出口。这相当于用中国的资源和原材料去补贴国外消费者，同时把大量污染留在国内，造成中国居民福利的净损失。例如，通过对1999-2004年中国纺织行业出口商品的环境影响评估发现，纺织行业出口规模扩大的同时，污染物总量和能源消耗也呈相应的增加趋势。其次，对废弃物贸易的研究发现，许多进口废物在中国处理后，提炼的一些可回收金属，通过中间商又运回到一些发达国家，没有起到补充国内资源需求不足的目的，而仅仅是以污染环境、消耗能源和资源来赚取微薄利润。

②.从内涵能源的净出口看中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实质

尽管中国不断推提升外贸进出口结构，但在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产品供应链中仍处于相对低端。与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相比，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单位出口贸易额的资源能源消耗较高。研究表明，无论从绝对值还是从增长速度看，外贸进出口背后的内涵能源都是相当大的。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内涵能源的净出口国。据测算，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净出口内涵能源从2.1亿吨标煤增长到6.3亿吨标煤，呈稳定的快速增长趋势。其中，2002年中国内涵能源净出口总量大约是2.4亿吨标煤，占当年一次能源消费的16%。主要流向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净出口内涵能源分别为7524万吨标煤和4894万吨标煤，二者相加约占净出口内涵能源总量的50%以上。从部门分析来看，一些传统的出口优势部门由于出口总量较大因而位居内涵能源出口的前列。在出口贸易总额中占前三位的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也是出口内涵能源最多的部门，以2002年为例，三行业分别占内涵能源出口量的13.4%、12.3%和12.5%。此外，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尽管在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不高，分别为3.5%和1%，但其出口商品是典型的能源密集型产品，在内涵能源出口中的比例分别为7.1%和2.3%，大大高于其贸易额的比例，如果扣除进口中间产品的影响，比例进一步提高，分别为8.0%和2.8%，这说明加工出口能源密集型产品主要消耗国内的原材料，对国内能源和环境影响较大。

能源消耗的同时会造成大量的污染物和碳排放。中国在内涵能源净出口的同时，还在国内净增加大量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根据研究， 2002年中国出口的内涵能源对应的是2.38亿吨碳，进口的内涵能源对应的是0.70亿吨碳，相当于净增国内碳排放1.68亿吨碳。2004年中国出口的内涵能源对应的是4.62亿吨碳，进口的内涵能源对应的是1.40亿吨碳，相当于净增国内碳排放3.22亿吨碳。此外，通过贸易和环境的平衡核算还发现，中国“十五”期间（2001-2005年）SO₂的排放量中，每年通过对外贸易造成的SO₂逆差约为150万吨，占中国每年SO₂排放总量的近6%。如果考虑到生产结构与贸易结构的差异性，由于贸易增速远高于生产增速，由外贸拉动的SO₂逆差将会更高。

可见，内涵能源的研究较好印证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作为“世界工厂”的独特地位的环境影响，揭示了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耗、主要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快速增长，不仅是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膨胀的结果，而且也是国外市场的消费需求拉动所导致的货物出口迅速增加的结果。由于发达国家从中国进口商品替代本国生产，在增加中国能源消费和排放的同时，实际上减少了自身的能源需求和排放，是主要的受益方。尤其是美国，占2002年中国净出口内涵能源总量的31%，其次是日本和欧盟等国。

综上所述，只考虑贸易顺差的财富积累效应是不全面的。尽管贸易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并能够为环境治理提供经济技术基础，但同时还应考虑国际贸易迅速增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国还难以避免因为废弃物贸易、内涵能源净出口等问题导致的资源消耗、污染物加剧和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不利状况。因此，事实上，中国目前的贸易增长方式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基于中国自身的资源环境约束，面对巨大的出口贸易顺差、内涵能源逆差及环境成本的非对称性，中国政府应该高度关注目前贸易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贸易发展方式的优化。

4.1.2FDI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影响

中国利用境外直接投资额长期居发展中国家首位。199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流入地之一，特别是在2001年以来，受世界经济衰退和全球企业跨国并购数量减少的影响，全球FDI流入量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流入中国的FDI继续保持高增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5年全球FDI为916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9%，其中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为334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中国虽然引进外资政策发生变化，但2005年引进FDI总额为724亿美元，是全球第三大FDI接受国，占发展中国家引进FDI的22%，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目前，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超过190个，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50家在华投资。

FDI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影响也表现在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在积极影响方面，随着中国利用FDI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不断改善，FDI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提高中国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也提高了治理环境污染的能力。与此同时，外资企业在环保方面的示范作用，以及在环保产业和环保技术发展方面的作用都对中国环境状况的改善有着积极的贡献。但另一方面，FDI对中国环境与发展也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在FDI使中国的贸易摩擦问题、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技术锁定效应，以及内外资企业协调发展问题进一步突出，而高能耗和高污染产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也加剧了中国资源、环境的压力。

(1).FDI 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的贡献

FDI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的贡献首先表现在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提高中国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也提高了治理环境污染的能力。FDI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加快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推动了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60%左右），同时也促进了劳动力在地区和产业间的转移流动，改善了中国劳动力的素质结构。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引导下，许多跨国企业在对中国增加投资的同时还伴随着大量的研究开发和技术转让活动。对于相关行业而言，这种技术转让带来的“溢出效应”不但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产品和设备，而且还提高了国内企业的管理水平。从地区分布看，东部沿海是外商投资的密集区。外资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促进了这一地区产业集聚水平的发展，并发挥示范辐射效应，刺激中西部的劳动力的转移及其技能提升。

此外，由于许多大型跨国公司注重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社会责任，投资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污染防治技术、环境管理思想和方法，积极开展清洁生产，在中国环境保护领域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许多国际企业看到了中国在发展环保产业和环保技术方面的巨大市场机会，因此积极推进环保产业和技术设备落户中国。

(2).FDI 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的负面影响

随着FDI流入规模的迅速增长，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的不利影响已经显现。首先，外资企业的大规模出口，导致近年来贸易顺差大幅上升，国际收支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其次，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导致外资对内资形成“挤出效应”，抑制内资企业的发展壮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经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中国民族品牌也屡屡受到跨国公司品牌的打压。第三，由于中国引资政策的缺陷和引资结构的不平衡，外资加剧了中国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企业结构的不平衡。近年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制造业一般占70%左右，农业和服务业的比重不高。在区域分布中，85%的FDI都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只有15%，使得中西部地区在分享FDI带来的资金技术优势方面处于弱势。

值得注意的是，FDI所选用的技术虽然高于国内一般水平，但远非国际先进水平，资源效率和环境绩效低于发达国家本土的先进技术。由于这些技术投入的锁定效应，不可能立即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从而推延中国产业的技术升级和创新。此外，基于跨国公司技术垄断和技术保密等因素，近年来企业独资的趋势越来越强，使得中国无法充分利用国际先进的技术和经验。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中国引入FDI规模的不断扩大，FDI对中国资源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增大。资料表明，外商投资企业正在向资源消耗型、污染密集型产业集中。1995年投资于污染密集产业的外商占外商投资企业数的30%左右，到2005年，这一数字上升为84.19%，其中，化工、石化、皮革、印染、电镀、杀虫剂、造纸、采矿和冶金、橡胶、塑料、建筑材料和制药等高污染行业和高耗能行业都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方向。与此相比，外资对环境保护能够发挥更为直接作用的环保产业的投资额却不到1亿美元，所占比例不到0.2%。此外，有研究指出，FDI也是造成中国东部等地区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的重要推动因素。由于东部地区环境标准逐渐提高，受到中西部开发战略的推动，外资很可能在西部发展采掘业和制造业，并转移东部地区落后的、被淘汰的行业，最终结果可能是向中西部地区进行变相的“污染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