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业化进程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四个阶段（图1）。第一阶段是1978-1984年，是经济的恢复阶段，以农村改革和农业大发展为特征，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第三产业（在1985年持平，28.5%）。第二阶段是1985-1992年，是非农产业较快发展时期，其显著特征是以轻工、纺织为主导的增长期，以满足居民的吃、穿为主。第三阶段是1993-1999年，是重化工时代的前导时期，重工业产值比重开始明显超过轻工业，高增长行业包括能源和原材料行业，如石油及天然气等开采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如公路、港口和电力等；家电产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机等。除了满足居民“用”的需要和解决能源、原材料短缺问题等因素之外，城市化加快是驱动这些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199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较1978年的17.92%整整增加了一倍，到2005年提高到43%。第四阶段是2000年以后，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电力、钢铁、机械设备、汽车、造船、化工、电子、建材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以满足居民住、行的“大额消费”需求。

上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决定了中国环境问题的四大特征。

（1）环境问题的类型和恶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

20世纪70年代出现点源污染，80年代城市河段和大气污染严重，生态环境呈现边建设边破坏、建设赶不上破坏的状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呈现加剧发展的趋势，特别是1994年淮河爆发的特大污染事故和1998年长江、松花江和嫩江洪涝灾害敲响了生态环境全面恶化的警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是“局部恶化、整体发展”，之后是“局部改善、整体恶化或恶化的势头尚未根本改变”。之前的“局部恶化”是工业化初期的产物，之后的“整体恶化”是全面工业化及其中期阶段的结果，“局部改善”则是环境保护努力的主要成就。

（2）压缩型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复合型环境问题

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近20多年来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以日本为例，20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是产业污染问题（1967年日本人均GDP约9000美元（1990价）），所以，整个70年代是日本集中防治产业污染的时期；到80年代，日本的环境投资开始集中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治理城市生活型污染；进入90年代后，气候变化、酸雨、臭氧层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国际和区域环境问题进入日本环境保护的重要日程；从90年代末期开始，解决消费型社会引起的废弃物问题成为突出课题，促成了日本循环型社会战略的形成^[1]。相比较，中国在本世纪初人均GDP1000美元时，同时遭遇产业污染、城市生活型污染（1998年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首次超过工业废水排放量）、酸雨、生态退化、全球环境问题、微量有机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等问题。这种复合型的环境问题又与中国的重工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密切相关，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型特征。结构型、复合型和压缩型的环境问题特点决定了中国环境保护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3）快速扩张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污染排放总量

从1999年进入重化工时期，中国工业废气和废水排放量以及固废产生量也进入迅速增长阶段，年均增速分别达到22%、8.5%和17%。进入90年代后，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也以每年9.7%的速度增长。快速扩张的经济规模产生了巨大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据测算，目前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和消耗臭氧层物质（ODS）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化学需氧量（COD）和氮氧化物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

（4）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造成了环境问题的“二元化”趋势

中国工业化最先发端并壮大于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所以环境污染首先出现并恶化于这些区域，西部地区和农村的环境污染状况在90年代以前较轻。但由于经济实力、环境保护能力、污染产业转移和农村城镇化等因素的作用，目前许多城市环境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但中西部地区、城郊和农村城镇的环境污染形势加剧，形成新的环境二元化趋势。中国生态环境二元化现象还普遍表现在资源开发地区内外之间、流域上下游之间、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内外之间的环境利益及其相关经济利益的不公平分配，即生态补偿问题。

3.1.2经济增长方式及其生态效率

总体上，中国的经济仍然是粗放式增长方式，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表现出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和低效率产出四大特征。如果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发展，我国的资源和环境将难以维系。

中国科学院对202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影响进行了三种情景分析：以2000年的情况为基点，即假定200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影响为1。情景一，按现有资源、能源效率和污染排放水平，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将是2000年的4-5倍；情景二，保持2000年的环境质量，那么2020年资源生产率（单位资源消耗的GDP产出）或生态效率（单位污染排放或生态消耗的GDP产出）就必须提高4-5倍；情景三，如果使2020年的环境质量有很大改善（资源环境影响比2000年减少一半），则资源效率或生态效率必须提高8-10倍。

综上，中国目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已走到了尽头，惟有上述情景二和三可供选择，也就是说环境不仅要主动去优化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要主动反哺环境，经济增长必须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必须发生历史性的转型，别无他途。

3.2中国环境与社会关系的演进：从“漠视和无知”到参与和维权

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实质表现是，环境问题对公众生活的影响状况，公众对环境质量的关注程度和对环境保护的态度，这也是判断环境与社会关系是否发生本质变化的标准。影响环境与社会关系状况的因素非常复杂，涉及环境问题的危害程度、公众的生活水平和环境意识、环境保护的进程、信息公开程度、社会民主发育程度等诸多方面。

总体上看，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关系状况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前，除了污染较重的局部地区和一些工业污染源附近的居民对环境问题关切外，公众总体上对环境和环境保护的知识很少、意识低、更少直接参与，脱贫致富基本上是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

进入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后，有五个方面的因素使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环境污染形势出现整体恶化的趋势，对公众、特别是城市居民的生活造成较大影响，处理处置环境污染事故进入环境管理的议事日程，1994年，国家环保局首次成立了重大环境污染与自然生态破坏事故应急处理工作领导小组。二是从“九五”开始，中国启动了大规模的区域污染综合治理计划（“33211”工程），实施了声势浩大的污染源达标排放“零点行动”和污染总量控制计划，给公众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许多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居民也知晓了环境保护行动的厉害。三是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环境宣传教育力度明显加大，如90年代初开始连续开展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四是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开始建立，如90年代后期建立的通过媒体报告和预报城市空气质量制度。目前，空气质量预报在许多中国城市居民心目中与天气预报一样重要，成为日常生活出行的两个重要参考因素。五是中国在80年代末实现了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奔向初步小康，社会民主进程也明显加快，公众初步具备了关注环境的能力和兴趣。

在本世纪初，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并开始奔向全面小康社会的时候，中国的环境与社会的关系开始步入新的阶段。总体上，目前中国环境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4大特点：一是公众的环境意识普遍提高，环境问题不再乏人问津；二是公众对环境的诉求不断提高；三是环保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初步形成了公开透明、良性互动的交流机制；四是中国进入环境事故频发期，对公众的影响是深刻的，参与和维权不可避免。

总之，目前中国环境与社会的关系也明显进入转型阶段，首先是环境问题对公众造成不利影响的冲突与公共参与、维权及与政府的合作并存，只要将‘冲突’处理得好，都可以转为环境保护的社会合作；其次是初步具备促进环境与经济关系转型的公众意识、能力等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