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韩国

20世纪70、80年代，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韩国的环境质量显著下降。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1987年民主系统的出现，为韩国提供了重新审视环境和发展关系的机会。当时韩国民众普遍对环境状况存在不满，突出表现在公众对韩国温山（Onsan）联合体事件，1990年Anmyon岛和Gulup岛的核电站建设项目，1991年Don-San产业集群对Nakdong河的苯酚污染等事件的反应。虽然韩国当前仍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但1987年之后的二十年，环境议题开始步入国家政策体系的中心，为之后的环境绩效改善打下了坚实基础。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韩国政府优先关注环境，迅速颁布了一系列新的环境立法和政策。制度和法律框架保证了环境保护的核心地位。1996年，政府建立了“21世纪绿色展望”，规划1995－2005年的蓝图，提升韩国的长期环境标准，以期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在加强管控的同时，韩国政府有效的将公众关注重新定位于由消费引起的环境问题。

1995年，韩国引入地方自治系统，这种分权方式改变了环境决策的动态。但是，2002年之后政府将大气、水质和城市垃圾管理等全部强制责任转移到地方部门，这在某些情况下削弱了审批和执行体系。

与日本类似，韩国有效的环境治理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纳为教育、公众环境意识和污染受害者对政治决策者的影响力。但是两国的转型轨迹略有不同，韩国更倚重将NGO作为驱动力，利用环境作为政治和社会变革的通用平台，而不是自发的公众运动。通过修订《管理过程法案》（Act o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改善了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保护了公民的权利和利益。除了国内因素外，韩国也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作为OECD成员国，国际环境要求韩国对环境的考虑必须同发达国家一致。

尽管民主化后环境意识和政策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韩国整体的环境状况很难用一个词概括，这一转型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仍待进一步观察。

2.2.3德国

德国并非一直是环保模范。二战后，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东、西德的主要目标都是推动经济发展。在1972年联合国召开首次人类环境大会之前，环保并不是德国公众的关注焦点。

德国环境法律的初步变革起初是自上而下决策的。从国际来看，酸雨等环境问题开始吸引周边国家和更多的注意。从国内来看，西德开始着手编制国家环境纲要，这一政府的变革非常关键。1969年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成立联合政府，此时其他西方国家已经开始进行环境政策改革，这为德国的改革提供了一个窗口。1972年，修订后的宪法赋予联邦政府制定法律解决跨区域环境问题的权力，如大气和噪声污染、废物管理等。此外，联邦政府也能够对州一级的环境立法颁布导则，特别是水质规划和自然保护。另一项富有成效的举措是1974年联邦环境署的正式成立。随后几年，污染控制措施逐渐从健康部转到内务部，并最终在1986年，统一由“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管理。

尽管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德国政府环境保护有了重要的变革，但受1973年OPEC石油危机的影响，政府决定大规模建设核电厂的决策还是引起了强烈反对。反对的形式包括公众主动参与环境保护和抗议核电的游行，并形成了绿色政治组织——绿党。20世纪70年代，绿党在地方和国家层面的选举中愈加成功，80年代在联邦选举中表现更为出色。德国政治文化的这一转变，引导西德开始向国际环境的领导地位迈进。而过去的40年间，德国主要的政党都已将绿色融入其中。

德国的公众和领导人开始认识到污染和低能效将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带来高昂成本。这是向国外学习（70年代早期的例子）、价值观改变、绿党选举的成功、政治领导人和产业界接受了需要寻找经济发展新方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德国现任首相默克尔，曾是《京都议定书》磋商时德国环境部的部长。德国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人似乎都相信，如果德国在环保、节能和清洁能源发展领域获得成功，其产业也将拥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环保政策的国际影响。德国经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环境政策的改动也会引发国际反响。比如，1983年德国的《大型焚烧工厂法令》，成为欧盟1988年《大型焚烧厂指令》的基础；1991年德国的《避免包装废物法令》，促成欧盟1994年的《包装和包装废物指令》；德国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占京都议定书中欧盟减排承诺的近四分之三。在环保的很多领域，德国设定了国际环境基准，并促进欧盟制定环保方案。

2.2.4洛杉矶

二战后，洛杉矶在环境政策方面的战略转型，主要源于公众对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的关注。受工业和汽车尾气排放影响，洛杉矶大部分地区出现逆温现象（temperature inversions），对公众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伴随着联邦、州、县、市各级政府的立法和管制措施，环境战略转型在过去50多年不断演化。然而，加利福尼亚的环境意识和政策，却引导美国其他各地实行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

长期以来，加州居民一直特别关注自然环境，大气污染对公共健康产生影响的事件也是有据可查的。由国内的NGO（塞拉俱乐部、环境防卫基金等）带领，加州教育良好的居民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的问题不是知情权的问题，而是面对公共机构处理环境问题时的无能为力所带来的挫败感。1977年联邦清洁空气法案的修订，允许地方层面的民主程序更为有效，在洛杉矶地区，公众压力促成了1978年南部海岸大气质量管理局（South Coast Air Quality Management District）的诞生。

管理局1989年公布、1991年略有修改的地区大气质量规划，是洛杉矶有史以来最为强硬、最不近人情的大气排放管制措施。管理局提出了130项措施，利用当时的科技和已有的管理机构，原则上这些措施短期就能采用。

总体而言，结合联邦-州-当地政府的管制方法，在美国污染物的减排中取得了成功。此外，加州标准不只针对汽车排放，也针对汽车喷漆、小型机车等的排放，并影响到世界上很多地方使用的产品。与日本和韩国一样，这一转型的构成要素包括教育、环境的公共知情权、环境受害者对政治决策者的影响力。这些驱动力在加州更加灵活、方式多样，包括公众对特定项目或政策的自发抗议游行，以及环境主导的NGO对参选代表施压的作用等。简言之，只要国家立法机构允许，凭借管理局作为推动力，这些都会成为影响地方政策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