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征2：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和平发展道路
针对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和快速发展的工业化阶段的现实，中国在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就对以什么样的工业化模式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从现在起，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符合5项标准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针对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和全球化趋势加快的大背景，中央又提出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新战略。2007年十七大报告向世界做出了“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积极号召。
特征3：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三个转变”
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关键是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三个转变”的精髓要义就是“并重”、“同步”和“综合”。“并重”阐述的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要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二者并重；“同步”阐述的是要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步，是对各级政府落实“并重”的工作部署和对环保工作提出的要求；“综合”阐述的是环保工作的方法，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简言之，“三个转变”从战略到战术，三者逐步深入具体，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新时期环保工作的总路线。
特征4：经济发展从“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
几十年来，中国对经济发展的要求一直提倡的是要“又快又好”。这一指导原则，在实际中往往被片面理解为“重经济增长速度，轻经济增长质量。”在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全国人大第十届五次会议将多年使用的“又快又好”改为“又好又快”。虽为一字之差，但对经济与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有着重大的不同意义。最直接的表现是，政府确定经济增长目标的原则变了，即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确定GDP的增长速度。
“又好又快”是科学发展观、“三个转变”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落实。
特征5：设置节能减排等人口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
2006年，中国第一次在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十一五”规划）中明确系统地设立人口资源环境数量目标，而且有些目标是约束性指标。规划明确要求，与2005年相比，“十一五”期末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2007年4月，国家成立了以温家宝总理为组长的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发布了节能减排工作方案，采取10大类措施45条对策，以确保节能和污染减排两项约束性指标的实现。
特征6：循环经济立法和其他政策动向
按照立法计划，全国人大将在今年内审议并颁布国际上第一个以循环经济命名的法律。该法的颁布实施，无疑将对中国经济活动减少资源消耗、降低污染排放、提高经济效益发挥重大的作用。
为了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步伐，促进节能减排指标的实现，近年来，中国在相关经济政策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资源税改革也进入快车道，预计不久发布。另外，国家在节能减排方面开始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相关的能力建设，如减排指标、减排监测和减排考核等三大体系建设。
今年的十七大报告，融合了对上述特征的系统思考，从七个方面创新、发展了环境保护的重要地位。一是对过去五年工作进行回顾时，“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作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二是将科学发展观纳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成为中国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总纲领；三是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四是把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和保护环境作为确定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前提条件；五是在和平发展道路中首次明确了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原则；六是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宏观调控体系中考虑了环境保护的要求；七是把建设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这一切都充分表明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真正进入了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干线、主战场和大舞台，中国环保事业迎来了空前难得的历史机遇。
本节将探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其他国家或地区发生环境战略转型的案例，包括二战后的日本、1987年民主化后的韩国、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以及1977年《联邦清洁大气法案》修订后的洛杉矶和美国。
2.2.1日本
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但却忽视了环境问题，致使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爆发了危及公共健康的严重环境问题，包括汞中毒（水俣病）事件、镉中毒（痛痛病）事件和氧化硫吸入（四日市哮喘）事件。这些事件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民众运动（通常是针对污染相关事件的自发反应），在大众媒体的压力下，政府官员不得不采取行动。这一转型也成为日本社会、经济和产业政策的分水岭，从而环境问题成为核心，通过一系列措施，公共健康和城市生活质量在短期内得到极大改善。
日本能够有效应对20世纪50、60年代的公共健康灾难，主要得益于政治平等和言论自由。教育政策，特别是技术教育，对日本环境运动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公众与私营行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也是日本协调污染减排和经济增长目标的独特和有效的手段。日本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个人和企业都非常注意尽量避免被公众批评有反社会行为，尤其是来自其社区的这类指责。日本政府的结构也有益于在地方层面开展良好的环境管理。在环境方面国家与地方的关系遵从传统方式，委托地方政府切实执行污染控制，建立当地的标准和区域污染控制方案。
20世纪60、70年代，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也显著改善。虽然日本仍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但回顾历史，可以清楚的看到，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政策和实践中确实经历了一次战略转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