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与环境问题分析 一、“十一五”期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2003年中国经济结束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增长速度在7%—8%之间徘徊，内需不足，物价下降，失业率持续上升状态，GDP增长速度达到9.3%。在政府采取了较为严厉的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后，2004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旺盛的增长势头。据各方面预测，2004年全年GDP增长速度仍将达到9.4%左右的高速度。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高速增长周期。但是，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到底属于正常的周期性上升，还是已经过热，存在着明显的争论。对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性质和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对制定“十一五”计划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当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属于正常的上升周期，不存在总体过热问题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性质的认识，存在着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从2003年起进入了过热状态，应该予以严格控制；第二种观点认为2003年以来的高速增长主要是投资过热带动了物价的上升，但投资过热和物价上升都是局部的，主要体现在少数产业部门内部，因此，目前中国经济只是局部过热；第三种观点认为，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物价上升都是正常的周期现象，是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经过几年的“发动”所期望的结果，经济总体上并不存在过热。这三种判断实质上反映出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不同判断。 1、全面过热论认为全面中国经济全面过热的理由主要有：第一、投资增长过快。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2002年增长了27.7%，2004年1至8月，全国城镇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高达30.3%。因此，投资增长已经远远超过GDP增长速度，反映出投资率已经在高位上进一步提高，这是过热的典型症状。 第二、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上升了1.2%，而2004年上半年上升幅度超过了3%，2004年7月份以后超过5%的警戒线，达到5.3%。1-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4.0%。尤其是一些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上升幅度已经高达两位数，甚至超过40%。第三、能源供应紧张，表明基础产业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增长的需求。2003年中国能源总产量比2002年增长15.85%，发电量增长15.76%，但仍有19个省市拉闸限电。2004 年出现了26个省市拉闸限电。这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了对能源的过热需求。第四、经济（GDP）增长速度超过9%，如不控制，将会很快超过10%。超出国民经济的潜在增长区间。 第五、南方局部地区出现了“民工荒”，显示出就业压力下降，劳动力供给“不足”。 综合上述五点理由，国民经济已经过热，应该进行以软着陆为目标的严格调控。 2、局部过热论局部过热论的理由为：第一，国民经济整体增长速度仍然处于潜在增长区间（9—10%）内；第二，物价上升只是结构性的利益调整，没有恶性通货膨胀的趋势。2003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仍然为负数，居民消费价格只是轻微的上涨1.3%。2004年7月和8月居民消费价格超过5%有2003年的翘尾因素，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已经降低到4.3%。因该说，2004年的价格水平还没有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涨价仅仅是恢复性质的。除原油价格外，即使是价格上涨较快的基础原材料的价格，也仅仅是向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水平靠近。这种物价上涨根本不能说是恶性的，并不表明经济已经过热。 第三，金融运转仍属正常，呆坏账比例下降。从基础货币发行量看， M0的增长速度并不高，而且增长速度呈现下降状态。第四，局部地区和部分产业存在过热现象。由于重化工主导的经济增长特点所决定，这一轮高经济增长首先表现为对基础产业的需求恢复较快，价格的调整使得这些基础产业盈利好转，城市化的加快对房地产需求上升较快。因此，钢铁、水泥、建材、电解铝、房地产等产业出现了过度反应，投资增长过快。这些产业都是资源和能源大户，它们的过快发展加大了对能源的需求，形成了局部过热。局部过热论认为，国民经济整体是健康的，只需进行局部紧缩和调控。 3、经济增长正常论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长期趋势将会继续高速增长的判断，有的学者为，中国经济目前的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处于正常上升周期的表现，是多年宏观调控的目标得以实现的标志，并不存在过热。即使是局部出现过热，也是可以接受的，是市场对需求的正常反应，也是市场对物质利益分配关系的正常调整。其理由是：第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城市化的加快带有“还账”的性质，潜在增长能力应该在9%以上，偶尔超过10%也是正常的。第二，投资增长快是赶超型经济在时间维度上压缩型工业化积累和城市化这一发展阶段的增长特点，是正常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轮经济增长是靠国家积极财政政策支撑和发动起来的，是1998年以来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和目标，我们不能“叶公好龙”，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投资中的使用结构。由于体制等因素，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有很大比例可能被用于消费了，投资漏斗较大。这可能表现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中有一部分可能是“虚高”。第三，金融形势正常。从银行的统计数据看，并没有发生货币超发行问题，而且货币发行增长速度还在下降，呆坏帐的比例也没有上升。第四，本次物价上涨是结构调整的必然现象，是利润均衡化和合理化的体现，是资源价值得到体现的开始。例如，这次价格上升中，农产品价格上升占的比例很大，这是市场对农民收入过低的一种调整性反映，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基础原材料价格上升幅度较大，是由于过去我们的资源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定价，基础原材料和矿产品价格偏低，致使资源开采浪费极为严重。资源价格上涨，使得开采矿产品的企业更加重视资源的回收率，低品位的矿产得到综合开发利用，这有利于节约和保护资源。燃料油价格上涨主要是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引起的，并非主要源于国内需求过热。因此，不能把价格的恢复性上升看成是经济过热的标志。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维持5%左右的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并没有实质性的损害，相反会有利于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增长，有利于推进金融改革。不应把零通货膨胀作为我国经济调控的目标。第五，局部地区“民工荒”远非劳动力供给发生短缺的信号，仅仅是对农民利益过度剥夺而引起的正常反应的开始，并不表明就业问题得到了解决。发生民工荒的地区多是对农民工工资压得过低的地区。这些地区对农民工的利益剥夺使得农民工务工不如务农。这仅仅是市场自发的反应。如果成立农民工组织，使得农民工的利益得到合法合理的保障，农民工的待遇应该有一个较大提升。农村1.5亿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并没有根本的改善。从就业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不是过热，而是“过冷”。第六，中国“反城市化”的工业化战略结束以后，城市化的加快必然引起中国经济有一个持续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这个周期已经来临。目前的高速增长是必然的结果，是有实际内涵的增长，而非泡沫性的增长。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这一次的高速增长是正常的经济周期现象，目前经济增长仍然处于上升期，还没有到过热的程度。他们承认经济增长中有泡沫，但泡沫是对生态环境的透支造成的，属于生态环境恶化型的泡沫。这种泡沫不能靠传统的控制投资和控制土地使用的办法来解决，必须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制度创新来解决。单纯的控制投资规模和贷款规模，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认为，上述三种观点各有道理，但第三种观点是更加准确地刻画了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 (二)“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将呈现十大趋势 1、第一大趋势：城市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在经过近50年的“反城市化”的工业化战略以后，到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取得革命的成功，于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新的政权诞生了。任何一个政权在其诞生之后，首要的任务便是巩固政权。新中国的诞生并没有得到全世界的承认，台湾也还没有解放，西方列强仍然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并时刻准备反攻大陆，推翻共产党政权，建立所谓的自由中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巩固政权的第一任务就是发展强大的国防力量，以随时准备应对台湾的反攻和国外敌对势力的入侵。在近代史范围内，中国人民遭受了太多的侮辱和蹂躏，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建立一个强的国防，抵御外敌入侵，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国防武器是以钢铁为主要材料的体系，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防，首先需要建立强大的以钢铁为代表的重化学工业体系。因此，在当时，发展重化学工业就成为年轻的共和国的首要战略选择。无奈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她只有一些机械修理工业的能力，她没有原始资本积累，她缺乏发展重化学工业所需要的大量资本。而重化学工业在经济上具有典型的资本密集型的特征，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和资源支撑，需要尽快积累大量资本。重化学工业本身也要消耗大量重化学工业产品，这更加增强了新中国初期对重工业产品和资本的迫切需求。因此，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就开始了一种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得益于前苏联和当时社会主义集团的支持，以引进156项大型重化工业项目为标志，中国开始了她的工业化进程。到了1958年,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全面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全面推行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以中央计划经济为核心，集中配置资源。以大炼钢铁为标志，中国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进入了全民发动推进工业化的新阶段。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实际上推行的是一种高积累率下的全民加速积累性质的发展模式，先生产后生活是这种积累的模式的最好描述。在这一阶段，全国的发展尚没有城乡之分。但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发生，激进的高速发展目标和不合经济规律的发展战略，终于导致中国经济不堪重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领导层发现，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致使城市建设分散了他们集中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财力和物力，农村的落后生产力和落后的组织方式不能支撑城市发展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于是，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反城市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先是动员已经进入城市的大量人口回到农村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再城里吃闲饭”是当时的重要口号。为了集中有限资源，进一步积累加快工业发展的所需要的资金，中国开始实行户籍制度，把一个经济体分为两个部分，即城市和农村。农村实行了集体所有制，城市实行所谓的“全民所有制”。从此农民被制度与土地紧紧地拴在一起，与工业化和城市发展完全脱离了。但是，中国必须解决原始积累问题。由于当时世界处于冷战状态，中国处于两大阵营的冷战夹缝之中，她的落后生产力和西方世界对她的遏制，决定了中国无法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市场获得资金。她只能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她必须自己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原始资本。由于当时农民占了人口总数的90%以上，积累原始资本的源泉当然首先落到农民的头上。这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此，在户籍制度的控制下，农民只能种地，只有当城市工业扩张而城市劳动力供给不足时，政府才有选择地将少量农民转移到工业或城市中去。为了积累原始资本，中国实行了政府严格控制下的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对农产品低定价，对工业品高定价。通过对农民利益的剥夺，推进原始资本的积累。到了1978年，中国第二产业占经济的比重已经高达48.2%，但城镇人口仅仅占总人口的18.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高达2.56倍。这一差别远远高于市场经济国家的1.3—1.6的水平。而且这个差别仅仅是货币收入差别。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享有的公费医疗、住房补贴、养老保险等等各种名目的非货币收入，城乡居民的实际生活质量差距可能高达4—5倍。由于体制的束缚和技术与管理水平的低下，中国的生产力严重浪费，大量劳动力资源和生产要素闲置。一方面过度重视积累，忽视消费，导致产业结构畸形。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产品极度匮乏。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分割实际上严重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更制约了经济整体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到2000年，虽然国家的总体经济战略作了极大调整，但是，整体上依靠户籍控制而实施的“反城市化”的工业化战略基本没有改变。为了不让农民进城，我们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提倡农民“离土不离乡，就业不进城”，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形式推进工业化。在1996年以前的数量短缺型经济时代，乡镇企业的发展确实发挥了其历史作用，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工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使得工业产品的市场供给能力很快达到了与市场需求相平衡的状态，农民的收入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可以说乡镇企业对于结束中国经济在数量上短缺的时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这种星棋散布式的工业分散化布局的不可克服的严重缺陷在1997年以后日益凸现。在微观上，过度的分散化工业布局导致“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其根本缺陷表现为：第一，没有区域集聚效益，企业不能共用基础设施；第二，无法集中处理环境污染，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第三，企业规模普遍小型化，没有规模效益，资源利用效率极低；第四，企业远离城市，缺乏人才和科技信息，没有创新能力，产业升级极为困难。其后果是，大量乡镇企业的产品虽然依靠牺牲生态环境和低工资成本具有低价格的优势，在短缺时代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但多数乡镇企业没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生态环境破坏的代价无法承受。在宏观上，这种过渡分散的工业布局，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企业没有相互学习的环境，技术进步缓慢，加剧了资源的短缺和整体生态环境的破坏，阻碍了资源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扼杀了区域优势的发挥和社会专业化分工效益，抑制了社会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延缓了城市化进程，造成了城乡巨大的收入差距，降低了内需增长速度，抑制了经济可持续发展。户口管制和反城市化的工业化战略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说“反城市化”工业化战略是目的，户口控制是手段。但户口控制的后果已经超出了“反城市化”的工业化战略的初衷。正是由于户口控制，使得农村人口失去了诸多作为国家公民应该享有的选择权利。例如，居住地的选择权、劳动场所的选择权、劳动工种的选择权、接受教育的选择权、与城市居民的公平竞争权、社会保障享有权，等等，甚至在计划经济时期，连购买物品的权利也与城市居民不同。显然，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以户籍控制为基础的分散的工业化产生了两大问题。第一、造成了巨大城乡差距。到2003年城市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3倍，比1978年的2.56倍更高了。这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的耕地面积在不断下降，农村居民人均拥有土地在减少，加上农业具有典型的边际效益递减的特点，农产品需求具有收入但弹性低的特点，仅仅靠农业提高单位面积产出来提高农民增收变得日益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唯一的出路是减少农民的数量，使农民人均土地面积增加。但如果没有城市化的发展，农民不进入城市，怎么减少农民数量呢？而不减少农民数量就难以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也就难以解决城乡差距过大，且越来越大的问题。第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的相对贫困化，财富向少数人积聚，致使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积累率上升，最终使得内需不足，制约经济增长。上述两大问题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明显地暴露出来，才引起各方面更大的注意。到了2000年，我国才开始改变限制城市化发展的战略，在县及县以下城市放开了户口管制。但国家政策仍然以发展中小城镇为主推进城市化战略。实践已经证明，在大多数地区，中小城镇发展受制于没有人口和产业集聚规模效益，地区经济没有竞争力，不能提供就业机会，劳动力没有进入的条件，因此，小城镇发展的步履艰难，大量劳动力依然向大城市流动。事实已经表明，劳动力永远向具有就业机会和高收入的地区流动。试图通过户籍控制迫使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的国情是人多土地少，也不适合发展土地利用率低的小城镇。除了自然地理条件限制而自然存在和发展的小城镇外，作为国家战略，中国的城市化只能走布局合理的大城市群的道路，这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并不排除一些地区由于传统的资源优势和地理交通优势等，以某种产品或商贸、旅游服务分工为主导形成的小城镇具有生命力，但总体上，中国的小城镇将主要在大城市周围以高收入者居住型的形式发展，必须借助于大城市的辐射而存在。以上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必须依靠城市化的发展，而且必然以大型城市群的形式发展城市化。这将是不可扭转的趋势。政府的城市化战略应该进行调整，从支持中小城镇建设，转向在不同区域配套建立大城市群体，吸引农民进入大城市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当然，向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城市应严格限制主城区的发展规模，转而在周边地区发展以现代高速交通网联系的卫星城市群。 2、第二大趋势：经济具有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和压力，年均增长速度将会接近8%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到2003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9030元人民币。按照当前官方汇率计算，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用这一指标来衡量，中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国进入了快速工业化阶段。按照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3000美元的阶段 ，产业结构将进入急剧变动时期，发展初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很容易被激化，如果处理得不好，很容易引发社会危机，甚至导致现代化过程中断。但是，如果能够处理好过去长时期积累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国民经济将会在结构升级的同时实现高速增长。在这样的阶段，中国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的高增长的动力和压力，在未来15年宏观经济将会保持平均8%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 内在动力之一：大众消费时代来临，多层次的消费结构将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从人均收入水平和产业产出结构特征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跨越了罗斯托所说的起飞阶段和成熟阶段，进入了大众消费时代。用钱纳里等学者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方法，我国已经基本进入了工业化四个阶段（起步、起飞、加速和成熟 ）的第三阶段，即工业化加速时期。进入这一时期的标志是人均收入水平已经满足基本食物、住房和穿着的消费，汽车进入大规模生产和家庭消费，家用电器快速普及，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在这一阶段，国内需求将会呈现出多层次稳定快速增长的趋势，对经济增长形成稳定的拉动力。表1给出了中国居民主要家用电器消费品消费水平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农村与城镇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城镇居民的消费已经越过小康奔向富裕，进入了消费结构升级阶段，农村居民平均只进入小康前期，向着大众消费迈进。尽管城镇居民的基本消费和家用电器消费普及率已经接近饱和，但由于每年有约1500多万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定居，他们需要从“零”开始购买这些大众消费品。城镇居民中，也有接近半数处于中低收入状态，他们对家用电器的消费还处于上升期。城镇居民中走向富裕的部分，对这些家电产品的需求开始向高档次转移，更新换代加快。与此同时我们正处于信息化加快普及的阶段，信息和文化消费已经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 表1、中国家庭家用电器拥有量变化(每100个家庭拥有量) 电视机 电冰箱 电风扇 洗衣机 空调器 电话机 电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1985 84 11.7 6.58 / 73.9 / 48.3 / / / / / / / 1995 118 80.7 66.2 5.2 167.4 89 89 16.9 8.1 / / / / / 2003 131 111 88.7 15.9 181.6 138 94.4 34.3 61.8 3.45 185 49 28 / 注：（1）2003年城镇家庭电视机数未包括黑白电视机。（2）农村家庭电脑没有统计数。（3）城镇家庭电话机包括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其中移动电话为90.07。 内在动力之二：城市化将持续快速发展，生产率快速提高，为内需持续快速增长提供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已经改变了实行了近40年的“反城市化”的工业化战略，转为通过加速城市化发展来促进工业化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解决就业压力。多数人已经认识到，没有城市化的发展，就无法有效缩小城乡差距，二元经济结构就无法改变，并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致使现代化过程中断，经济增长可能变得毫无意义。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九个五年计划中，均没有提到城市化问题，更没有把城市化作为国家战略提出来。但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加快城市化发展的问题。自2001年以来，县及县以下城市镇取消了户口控制，取消了一些对农民工进城打工的不合理、不合法的歧视性限制。一些大城市也有条件地开放了户口控制，城市化发展有所加快。按照新的统计口径，中国城市化率已从1993年的28％提高到2004年的42％以上，11年上升了1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近1.3个百分点。虽然有统计口径变化的因素，但近几年城市化水平保持年均近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则是不争的事实。各种分析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还将会持续15年左右，到202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有可能达到近60%。中国内地城市数量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3个增加到661个，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40个，50万至100万人口的大城市54个，20万至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217个。城市化快速发展产生了两个转移。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人口由低地生产率区域向高生产率区域转移。二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力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显然，这两个转移都将会促进生产率提高，而生产率的提高是人均收入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这将会使得国内需求不断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2003年城市经济对中国GDP的贡献率已超过70%，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大约为1300万，将会带动经济增长1.5%左右。尤其重要的是，由于农村生活方式与城市存在较大差别，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正在促进中国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变，而结构变化正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源泉。毫不夸张地说，城市化将是中国经济在十一五计划期间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内在动力之三：来自全世界的先进技术供给源泉和日益发展的自主研究与开发体系而产生的技术创新推力。技术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源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源源不断的先进技术和大量外资的引进。先进生产线和关键技术的大量引进，使得中国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快步走到了世界水平，大大缩短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大量外资的进入不仅仅提供了发展所需要的原始资本积累，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大量新的技术和管理理念，带来了新的市场经营理念，快速更新了中国人的观念。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全面融入世界经济，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的各个制造业领域立足，并已经向服务业领域包括商业零售、金融保险等领域挺进。它们的全面进入不仅仅是为了短期商业利益，而是具有长期立足中国的战略。在与中国本土公司进行市场竞争的同时，跨国公司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已经使得跨国公司不再仅仅将中国视为推销产品的市场，而且已经把中国作为世界生产基地和研究与开发创新基地，这迫使它们必须把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引入中国，在中国开发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生产技术和产品。与此同时，中国自身的研究与开发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企业创新的实力在上升。尽管在工业生产领域，尤其是在高技术领域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创新成果还不多，但随照中国自身的科研成果不断逼近跨国公司的技术前沿，出于竞争和占领市场的需要，跨国公司不得不加快把它们的前沿技术向中国转移。尽管中国的科技管理体制效率还不高，国家创新体系还很不完善，科研效率还相对较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业化技术成果少，但中国本土的大量科研投入在不同领域所取得的研究进展，起到了加速跨国公司将先进技术向中国转移的作用。实际上，中国的一些地区，尤其是大中城市在诸如IT技术和产品等普及应用程度方面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例如，在网络设施和移动通讯产品的普及方面，中国的大中城市的方便程度和普及程度已经超过欧美的一些城市。这表明 ，在新兴产业和技术领域，中国已经超越其发展阶段，正在实现跨越型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在传统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新兴产业在外部引入型技术创新和本土创新双重动力的推动下，也实现着高速增长。显然，这一趋势将会持续下去，并支持宏观经济高速发展。随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下一代互联网在中国的全面建立和应用，中国的IT产业将会继续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 内在动力之四：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过剩”产生的就业压力。中国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过剩”与国际化先进的科学技术供给在一种压缩型工业化过程中激烈碰撞，使得中国的经济在生产高速增长的同时失业率上升。这毫无疑问地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就业压力。所谓过剩劳动力，是指经济系统不因增加劳动一个劳动力而增加产出，即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零，这是任何经济系统外的劳动力都是多余的，这些多余的劳动力就是过剩劳动力。当过剩劳动力多到在可能的范围内无论怎样加快经济增长，都无法全部吸收过剩劳动力时，这是的劳动力过剩就称为“无限性过剩”。中国目前城镇约有2400万失业者，农村有约1.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这些劳动力基本上是过剩劳动力。其规模之大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而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参与国际竞争要求不断地提高技术水平，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几乎所有先进技术都是以节约劳动力为特征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就业压力将会长期存在。中国不可能以“技术退步”的方式扩大就业，即使想这样做，也难以起到作用。因为在主导技术体系内，劳动力和技术设备是难以相互替代的，高新技术领域尤其如此。但是，1.7亿过剩劳动力涉及到1亿多个家庭，3亿多人口的生活问题，中国必须在技术快速进步的情况下逐步解决涉及这样多人口的就业问题。目前因为失业和就业不足导致收入差距的超常规悬殊，正在成为各种社会问题的导火索，并已经引发了一些恶性事件和重大的区域性的社会矛盾。解决这种技术创新型的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上升这一尖锐矛盾，唯一出路是扩大经济规模，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便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减少就业严重不足导致潜在危机，保证社会安定。即，经济面临国际新技术的推力和国内就业的高度压力必须使经济快速增长。这是唯一解决方案。否则，失业问题和收入差距问题有可能引起社会动乱和现代化中断。 内在动力之五：低劳动力成本将会促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15年。中国劳动力过剩的规模和区域差别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低工资的优势仍将持续。即使未来一个时期内在劳动法逐步得到真正贯彻执行，农民工利益逐步得到保障，使农民工工资水平平均翻一番，中国的工资水平也依然很低，仍然不到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不会因为工资上涨影响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随着进入WTO的过渡期逐步结束，中国产品出口的潜力将会进一步释放，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加工组装业、高新技术产业低端产品等的出口将会进一步大幅度增长。当然，由于中国资源短缺，原材料、初级产品和能源的出口也将会逐步减少，但这只会增加中国制成品出口的增长，不会减少中国出口总量。包括汽车在内的“中国制造”产品，将会在世界市场上占据应有的位置。2004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可能达到11,500亿美元（见图1）。估计到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由可能超过30,00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有可能超过15%。尽管国际上存在贸易保护主义，但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日益市场化，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是无法阻挡的。这必将拉动中国快速增长。 图1、中国进出口贸易情况 3、第三大趋势：经济增长将由重化工产业主导未来一个时期内，国内投资和消费都将对重化工产业形成强大的需求拉力。在投资领域，城市化建设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都将对重化工产业形成巨大的需求。在消费领域，居民的需求增量将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汽车、住房等以重化工产品为基础的产品上。（1）投资需求继续呈现高速增长将会拉动重化工产业 ①城市化必然对投资形成持续的需求，而这种投资需求必然拉动重化工产业的快速增长。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首先会引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扩张，包括城市道路、供电、供水、供气、公共交通、市政设施、文化娱乐设施、绿化、环卫等建设的快速发展。所有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会产生对钢铁、水泥等各种重化学工业产品和建筑材料的巨大需求。近几年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1999年占GDP的比例为2.0%，2000年为2.1%，2001年为2.6%，2002年为3.1%。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一比例还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②国家跨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将拉动投资快速增长，从而对重化学工业产生巨大需求。为了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推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未来一个时期内，跨地区、跨流域的大型、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也将会持续进行，例如，南水北调工程、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工程、京沪高速铁路、贯通南北东西的高速公路交通网络、区域性城市群之间的高速交通系统建设，等等，都将对重化工产业形成长期的需求。 ③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将会逐步加快步伐长期以来，我国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极为有限、严重不足。九五期间中央财政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总共只有86.5亿元，仅占农林水利投资总额的5.26%，这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极不相适应，也造成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难以解决。未来十几年内，缩小城乡差距是中央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是提高农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按照统筹城乡规划和支持三农发展的要求，中央财政将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这必将对重化工产业形成强大的拉动作用。（2）消费需求增量将以重化工为基本支撑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已经超过了维持生存需要的阶段，新增消费需求开始转向家用电器的升级与全面普及、家庭轿车消费和住房升级等一种化工品消费为主导的阶段。 ①汽车社会来临自从1984年我国正式赋予居民拥有私人汽车的合法性以来，“轿车进入家庭”的愿景目标已经清晰地向我们走来。2003年我国的小汽车生产量达到202万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更新，更多的居民将拥有私人小汽车。国际经验表明，当居民轿车密度达到30辆/千人时，汽车进入家庭将开始加速，2001年，北京市居民轿车密度为42.8辆/千人，深圳居民轿车密度为46.8辆/千人，东莞市居民轿车密度为51.6辆/千人，顺德市居民轿车密度为45.2辆/千人。这些地区已经进入汽车社会。其它一些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居民轿车密度也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北京市2004年私人轿车拥有量已经达到120万辆，家庭轿车普及率已经达到24%左右。随着汽车保护性关税的降低和国内汽车生产规模化效益的显现，国内市场的轿车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大规模的汽车消费将在未来稳步快速增长。同时，到2010年前后，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世界汽车生产中心，这必将对各种一种化工为基础的材料产业形成日益庞大需求。 图2、中国汽车生产量变化 ②住房 十多年来，住房不仅是投资热点也是持续的居民消费热点。据建设部《2003年城镇房屋概况统计报告》透露，我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从1978年的7平方米提高到23.67平方米，城镇居民已经基本告别住房严重短缺的时代。2003年全国城镇人均房屋居住面积居前三位的是上海29.35平方米，广东24.93平方米，北京24.77平方米，面积最少的是青海19.11平方米。根据城市化率水平和新增城市人口计算，到2010年全国平均每年需新增住宅建筑面积5亿平方米，按每平方米3000元计，将会形成15,000亿元的市场销售额。 ③家用电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我国以电冰箱、空调、彩电为代表的家用电器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要，还出口到其它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家用电器生产和消费的特征是既消费重化工材料，又以能源持续消耗为支撑。表1的数据显示出，城镇居民的传统家用电器已经趋于饱和，开始走向家用电器高级化和多样化阶段，而农村居民的家用电器普及率还很低，尤其是像空调、微波炉、音响、各种电子厨具等享受型和方便型的家用电器的普及率还相当低，仍然具有巨大增长空间。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每年1500万的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他们对家用电器的需求量是巨大的。上述分析表明，未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必将建立在中化工产业的高速增长基础之上。 4、第四大趋势：高技术化和信息化是必然规律（1）随着我国自主研发能力的日益上升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日益增加，高技术在中国的扩散将会继续加快，高技术产业在我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会具有上升的趋势。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高技术产业本身将会不断增长；二是高技术不断向传统产业扩散，重化工产业将不断用高技术武装。（2）固定资产信息化。固定资产信息化是世界知识经济发展的直接后果。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用于信息产品和计算机等信息化设备比例已经高达40%。这一趋势在中国已经开始。政务电子化、办公自动化和电子化、商务电子化、研究与开发和设计的电子化、教学电子化、家庭生活电子化，等等，都将在未来十几年内得到迅速发展。因此，未来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高涨不仅仅会拉动传统重化工产业发展，也会拉动IT产业的迅速发展。（3）家庭消费信息化。近几年来，家庭电子消费浪潮迭起，电脑、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MP3、互联网、电子出版物、手机等信息化消费急剧上涨。以中国数码相机市场为例，2001年销售18.5万台，2002年销售61.8万台，增长率为217%，2003年销售135.3万台，增长率为139.2%。2003年底中国的宽带用户已突破1000万户，北京市家庭互联网接入比例平均为47%，城区接入比例为62%。截止2004年一季度，北京市手机拥有总量为777.57万部，家庭平均拥有量为1.86部。随着家庭电子信息设备的增多，电子消费费用开支也快速上升。据统计，2002年深圳市家庭信息化消费的支出占日常消费支出的比例已达40.58%。从电子信息技术今后的发展趋势看，家庭消费信息化仍将持续走高。 图3、中国网络信息服务业市场增长预测 （4）世界工厂与高技术产品出口由于廉价的劳动力、广阔的消费市场、优惠的投资政策，在对外开放20余年积累的基础上，伴随着加WTO过渡期的结束，中国已经逐步成为“世界工厂”，即世界制造业的中心。目前，电子信息产品、通讯设备、家电、制鞋、五金制品、纺织服装等行业的产值已在世界市场占有较大份额，形成全球最大的制造基地。销往世界市场的这些产品，有些是大众化的普通日用品，有些则是富有科技含量的高技术产品。包括世界500强在内的许多全球跨国公司已经把生产中心、研发机构、采购力度向中国大陆转移。与此同时，中国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业出口也开始有了发展。如，联想集团收购了IBM个人计算机部分后，将使得中国成为世界计算机市场上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供应商。华为于2004年首次与荷兰合作，大举进军荷兰IT市场。这些都表明中国在未来十几年，必将进一步奠定世界工厂的地位。 5、第五大趋势：城乡差距扩大趋势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政府必将采取超常措施，对农民的社会保障进行改善。我国城乡差距的体现是多方面的，包括收入、福利、社会保险、基本医疗、教育机会、税负等众多内容，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城乡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短时间缩小之后持续处于扩大的状态。1978—1985年间，由于农村改革领先于城市进行，加上农产价格调整，农民收入获得了快速增长，城乡居民以货币表现的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6倍缩小到1985年的1.86倍。1985年城市改革开始，工业品价格快速上升，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农村居民， 城乡收入差距又从缩小转为拉大。到1994年，城乡收入差距由1.86倍扩大到2.86倍。1996年之后虽有波动，但总体上城乡差距又呈持续扩大状态。1997年到2003年，城乡收入差距由2.47倍扩大到3.3倍（如图5）。如果考虑城市居民还享有公费医疗、失业保险、住房补贴、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方面的非货币收入因素，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可能高达5-6倍，是世界最高的。 图4、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图5、城乡人居收入绝对值对比 图6、城乡收入水平与全国GDP增长对比 尽管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都十分关心农民收入问题，但多年的努力效果并不明显。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农民占人口比重太大，农村经济实质上仍然是小农经济为主导，每个劳动力耕种的土地太少。在人均耕种土地不增加的情况下，靠改进农业技术提高单产的办法来提高农民收入的道路已经基本走到了尽头。在粮食为主体的农副产品供应基本平衡的情况下，在农业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农民基本上是增产不增收。因此，无论靠什么办法，如果不把大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民的收入增长将会是十分有限的。自从1996年以来，农民的收入无论是丰收年还是歉收年都增长缓慢，增长幅度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的五分之一。足以证明上述论断。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超过11%，只是前几年粮食连年减产的后农副产品价格反弹的短期现象。除非国家采取大规模的向农村倾斜投资，否则，农民收入增长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的趋势将不会发生根本的转变。而从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和体制特征来看，政府大规模向农村倾斜投资是不可能的。因此，城乡收入差距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继续扩的趋势不会有根本的转变。图6表明，城镇人均收入与GDP增长是一致的，而农民收入与GDP增长几乎无关，说明经济增长的分配存在严重问题。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量主要靠资源开采与环境代价实现的。在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在很大程度依然是以资源开采和“五小企业”作为重要来源。农村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污染有扩大趋势。在经济增长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加大的情况下，农民的收入增长将会受到国家环境保护政策的极大限制。为了确保社会安定，国家必须对低收入地区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有所作为。否则，未来十几年中国农村地区的稳定问题将会成为重大政治问题。因此，可以预料，中央政府在未来必将采取重要的措施，解决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6、第六大趋势：区域差距将继续扩大且缩小差距的难度加大，国家必将进一步采取包括鼓励西部地区生态移民在的重大措施，以期缩小地区差距和保护生态环境。（1）西部地区城市密度小，城乡差距更大自1999年国家采取西部大开发政策以来，西部地区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人均GDP有了较快提高。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依然在拉大（见图7）。全国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上海市与全国人均收入最低的贵州省相比，人均收入从1985年9.26倍增加到了2003年的10.45倍。西部地区的城市密度小、城市化水平低，农村人口比例大，东西部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城乡差距在地域上的反映。相对而言，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更大。如果西部地区不加快城市化，其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就无法缩小。（2）西部地区是我国生态环境屏障，但生态系统本身脆弱，进一步提高经济总量更加困难。 从历史上看，对西部地区的每一次开发都意味着一次大规模的生态环境破坏。目前西部地区的生态功能已经非常脆弱，如果不转变经济方式，不减少西部地区人口规模，继续沿袭东部地区20世纪80年代通过分散发展乡镇企业的方式推进其工业化，将会把西部地区甚至整个国家带入生态环境灾难。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西部尤其是西北部地区作为我国的生态环境“屏障”，其生态和气候等特点决定了这些地区不能再过度发展农业和污染性产业。西部地区草原因过度放牧而沙漠化、一些地区因过度开垦土地而石漠化、黄河等河流因为上游用水增加而长时间断流、治理沙漠而产生的人进沙进现象、因生态植被下降引起的旱灾与洪灾同时上升，等等，已经说明西部地区人口密度和农业开发程度已经超过了自然承载能力。我国的水资源、气候资源、地理地貌等因素都决定了，按照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西部地区并不适合高密度地发展经济。而发展污染少、附加价值高的产业，西部地区缺乏人才，缺乏原始资本积累，缺乏内部资金流量，竞争力显然不如东部地区。在全国统一市场和同等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条件下，如果没有外部的大量投入，西部并不具备内部自我积累实现快速增长的原动力和相应条件，靠外部长期大量投入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我国总体上生态环境压力日益上升的情况下，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的难度将会不断加大。 图7、我国东中西部部分省市经济差距 发展西部而又不增加国家整体环境压力的唯一出路是减少西部地区人口密度，通过循环经济模式，建立节约型社会，真正走新兴工业化道路。但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在未来10几年内，就像城乡差距将会继续扩大一样，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也将会继续扩大。 7、第七大趋势：资源供给压力日益上升，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将会不断上升。 2003年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已经传递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中国的资源供给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需要，资源压力迅速增大，这一趋势将会进一步持续下去。（1）能源供给压力持续增大。 据有关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石油需求量将超过4.5亿吨，而国内生产量不会超过1.8亿吨。对进口的需求将会超过2.7亿吨。超过总需求量的60%。（2）铁矿的进口需求量将会持续增长。 2003年中国生产钢材2.2234亿吨，进口铁矿折合含纯铁量达到52%。进口钢材超过3000万吨。到2020年中国钢材年需求量将会稳定在3.5-4.0亿吨，国产钢材量将超过3亿吨，对进口铁矿石的需求将会超过60%。 从技术角度看，现代化过程就是钢铁在国土上不断蓄积的过程。人均钢铁消费和蓄积量达不到一定水平，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近100年人均蓄积了28吨钢材。如果中国也达到这个水平，中国要赶上美国目前的人均钢铁蓄积量至少还需要100年，还需要至少生产约300多亿吨钢。即使是考虑到中国人口密度大，单位国土面积蓄积的钢铁量达到美国目前的水平也需要再生产至少60亿吨钢。这意味着未来20年每年至少需要生产3亿吨钢。这对能源和原材料都是巨大的压力。各国的钢材消费高峰都出现在人均GDP10000——20000美元之间，人均年钢材消费都在500公斤左右，以此计算，中国的钢材年消费高峰至少要到2020年前后才会实现，届时年消费钢材将超过每年7亿吨。 美国目前的年人均钢材消费量仍然高达270公斤。按此计算，中国年均钢材消费量应该达到3.2亿吨。也就是说，即使完成工业化以后，中国的钢材消费也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因此，对于铁矿资源进口以来将会使持续的和大量的。（3）中国的所有主要矿藏人均储量都非常低。我们一直讲中国的煤炭资源丰富，但中国煤炭储量仅占世界总储量的16%。其他能源资源所占比例更低。石油占1.8%，天然气占0.7%。中国化石能源折合成标准油当量占世界总储量的比例不足11%。中国主要固体矿产储量占世界的比例：铁矿石不足9%，锰矿石约18%，铬矿石只有0.1%，铜矿石不足5%，铝土矿不足2%，钾盐矿小于1%。与占世界21%的人口比例相比，中国已发现的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都相当贫乏。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会把世界的初级产品价格推上新的高峰，我们与世界主要资源进口国的利益摩擦将会不短增多。 8、第八大趋势：环境压力日益上升。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以重化工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特征将会使得生态环境压力日益上升。因为重化工产业具有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强度大的基本特征。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不同，我国的工业化具有在时间维度上高度压缩的特征。因此，对于环境的压力将会更加集中显现。例如，美国钢材消费量增加10000万吨所需要的时间平均为10年以上。而我国2001年以来每年的钢材需求增量都超过了3000万吨。2003年比2002年增加了4000多万吨需求量，2004年比2003年增增加7000万吨。这样的高强度需求增量对于生产和资源的压力巨大，对环境污染的压力更大。图9给出了我国近岸海水污染情况。近岸海水已经有近50%超过了三类海水，已经不能游泳。2003年我国海域发生赤潮119次，累计面积近14,550平方公里。对海洋生产力的破坏十分巨大。我国大气污染已经十分严重。以二氧化硫排放为例，全国空气保持二级水平和空气酸度无明显危害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应该控制在1200万吨左右，而2003年实际排放量已经达到2200吨左右（图11）。2003年全国340个大中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只有41.7%，近60%大中型城市空气质量在轻度污染和严重污染水平。严重污染的比例高达27%(见图12)。地表水质量更令人担忧。其大水系地表水达到三类水质的只占38%，62%的税制在四类水以上。劣五类根本无用之水的比例高达29.7%（见表13）。 在工业和生活污染日益加剧的同时，由于过度垦殖和放牧导致的土地沙漠化速度惊人。表14表明，到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每年有3436平方公里土地（约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面积）变为沙漠。 图8、中国钢产量变化 图9、我国近岸海水水质污染情况 图10、海洋赤潮发生频率 图11、二氧化硫排放情况 图12 我国2003年340个城市空气质量情况 图13 2003年我国七大水系地表水质量 图14、我国土地沙漠化速度 许多学者研究并计算了中国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比重。过孝民、张慧勤计算的1983年的数据为6.75%，郑易生计算的1993年的数据为3.16%、1995年的数据为3.29%，夏光计算的1992年的数据为4.04%，孙炳彦计算的1994年的数据为5.8%，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计算的1990年的数据为2.17%，世界银行计算的1997年的数据为3.4%（低估）、7.7%（中估）。 还有一些学者对中国生态破坏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比重进行了研究和计算。过孝民、张慧勤计算的1983年的结果为8.9%，金鉴明计算的1986的结果为8.74%，徐嵩龄计算的1993年的结果为7.52%，国家环保总局用20世纪90年代末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为西部地区13%、东中部地区5—12%。 综合各方面的计算结果，我们可以粗略地估计，1990年代中期的经济增长有三分之二是对生态环境透支的基础之上实现的。目前经济学界和环保学界都已经共同认识到，在我国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脱离作为经济外部的没有经济价值的自然存在形态，转而成为经济内部的生产要素和生活要素之一。符合人们健康需求的良好生态环境已经不再是天然的产物，需要投入资源进行不断的“再生产”。良好生态环境的高度短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大结构问题。结构危机由过去的经济内部产业结构失衡转变为经济整体增长与原来的“外部条件”之间的失衡。美国学者布朗称之为“环境泡沫经济”。这是一种新的结构问题，我们把它称为新结构危机。由于中国面临着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艰巨发展任务，未来的发展必然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寻求的新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并重的发展道路将是政府的重要任务。 9、第九大趋势：迫于资源与环境的双重压力，寻求的新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并重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将是大势所趋，建立节约型社会将是未来发展模式的核心。（1）从环境角度看。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环境保护投资一直呈现平稳的上升趋势。“六五”环境保护投资总量为166.23亿元，占同期GDP的比例为0.50%；“七五”期间环境保护投资总量为476.42亿元，占同期GDP的比例为0.69%；“八五”期间环境保护投资总量为1306.57亿元，占同期GDP的比例为0.73%；“九五”期间环境保护投资总量为3600亿元，占同期GDP的比例为0.93%；“十五”期间规划的环境保护投资总量为7200亿元，占同期GDP的比例为1.3%。2002年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1363.4亿元，占同期GDP的1.33%；2003年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1627.23亿元，占同期GDP的1.39%。这些投资已经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实际作用，有效减缓了污染状况恶化的速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亿元）的污染物排放强度开始呈现逐年下降态势。 图15、1996年以来经济排污强度的变化 但是，我们也要充分地认识到，由于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在单位经济产出污染排放强度下降的同时，我国环境污染总量仍然是上升的。日益增加的环境保护投资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代价。而且随着未来形式的发展，对环境治理的难度在不断增大。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1）我国的环境污染已经形成区域性、流域性的复合污染态势，已经形成点源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与工业污染叠加、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互融的局面，解决这些更为复杂的污染问题相对于传统的末端治理技术范式来说需要更大规模的投资。 （2）治理污染的难度不断增大，投入较少资金、使用一般性简单技术就能解决污染问题的领域已经越来越少，用常规手段减少排污的潜力越来越小，这就意味着消除污染的弹性空间变小、难度在增加，相应地就需要更大的资金投入。（3）随着生活质量的改变和健康理念的传播，社会公众对于环境污染成为影响健康因素的认识日益提高，改善环境的愿望和要求程度普遍上升，增加环境保护投资的意愿更加强烈。（4）我国已经签署和批准了30多项国际环境公约，履约任务繁重，所需资金巨大。尽管我国早在七十年代就已经把环境保护确立为国策，但在环境投资上却欠帐太多，用于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远远低于维持环境良性状态的应有水平。根据国外的经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只有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5%时，环境恶化的趋势才能得到基本控制。从中国环境污染的特点和实际情况看，由于历史欠账过多，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并保持环境的良性化运行，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将会远大于这个比例。上述分析表明，先污染后治理已经无法解决中国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问题，必须寻求从源头治理，即寻求少排放甚至是不排放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2）从资源供给角度看，中国的人均资源拥有量过低的现实，必将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建立在进口资源的高依赖度上。由于中国的人口规模过大，必将使得全世界与中国进行资源竞争，由此引起经济摩擦，甚至政治对抗都将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必须寻求一条高增长低消耗的增长之路，才能减小经济发展的政治风险。事实上，环境污染也来自于对资源的过多消耗。减少资源消耗的增长自然也会起到减少污染排放的作用。因此，减少资源消耗，是解决中国环境与污染的根本之路。从上述分析，得到的唯一结论就是，中国必须寻求一种节约原始资源和减少污染排放的经济增长道路。循环经济就是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技术层面上，循环经济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环境保护技术体系相融合，强调首先减少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节约使用资源；通过清洁生产，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排放；通过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通过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层面上，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它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稀缺的社会大众共有的自然福利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到经济循环过程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它要求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要求改变环保企业治理生态环境的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效益内部化，。最终实现经济增长、资源供给与生态环境的均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可以预言，中国经济发展走循环经济之路，建立节约型社会，将会创造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2005-1-20 国合会 齐建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