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只有转变了政府职能，真正转变了经济增长模式，才能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目前，依然存在体制性障碍，主要包括：

l 管理体制是瓶颈，政府仍然保持着对许多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

因为我们在2000年初步建立起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政府主导型的，所以政府对于许多资源保持着配置的权力。比如说，因为银行改革没有到位，所以信贷资源、资本资源的配置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各级行政领导机关的影响。到了“十五”计划期间，由于城市化加速，出现了一个新的可支配的资源，这就是农民那里征收来的土地。这个支配权力不是在市场，而是在各级政府。某些生产力要素价格，包括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土地和自然资源要素，依然是扭曲的,且市场化程度很低。

l 价格、财税体制不能与可持续发展展略相适应。

我们现在的政府财政收入，一半是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是跟产值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产值大税收就多，否则日子就难过。所以，经济上收入方面的考虑也迫使各级政府追求产值的增长，要去发展这些产值多、税收多的产业，而不是按照经济效益的标准去规划、去发展自己的产业。所以，“十五”计划期间出现了一个现象，各个地方不管自己的资源禀赋的状况，都去发展那些产值大、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或者是低水平的加工工业。

(4) 全方位促进可持续生产、可持续消费与可持续贸易

按照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式由三部分构成: 生产、消费与贸易。如果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从这三个方面共同转变，而不仅仅是生产模式的转变。也只有这三个方面同步转变，才能真正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彻底转变。

在2002年的约翰内斯堡的地球峰会上，国际社会达成了共识，共同推动可持续生产与消费。随后的马拉喀什会议，又成立了具体的7个工作小组，具体推动可持续生产与消费。而可持续贸易，并没有纳入到议程中。这种不完备性，带来了一些具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例如，某些发达国家在推动可持续生产与消费的过程，很有可能通过国际市场将污染密集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不仅在生产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消费能力过剩,而且以贸易方式出口到其他国家,将产品输出而污染留给自己。

目前的外贸，每年1千亿美元顺差，外汇盈余达到了1万亿美元。但是，主要外贸行业的生态环境却是逆差。例如，我国每出口一百米棉印染布大约要消耗4吨水、 60千克煤和39度电，同时要排放3.2吨废水，产生2.6千克COD和0.6千克BOD5。而每出口一台电脑会消耗240公斤化石燃料、1.5立方水和 22公斤化学品。而如果进口一顿小麦，将相当于进口1024立方米虚拟水、少用了88.2公斤化肥、2.7公斤农药。

总体评价，我国贸易的价值量顺差，而贸易的生态环境逆差。即，通过贸易出口的生态环境多，而进口的生态环境少，形成了“逆差”。我们的DRC-CGE模型初步估算结果表明，大约有10%的SO2排放、20%的COD是由于外贸拉动造成的。贸易的生态环境逆差来自三方面：我国出口货物/服务产品的平均污染物强度大，而我国进口货物/服务产品的平均污染物强度小；我国出口货物/服务产品的结构以污染物强度大的产品多，而我国进口货物/服务产品的结构以污染物强度小的产品多。我国的出口以货物产品多，而我国的进口以服务产品多；我国贸易的出口总量大，进口小。

要想减少我国贸易的生态环境逆差状况，除了保持贸易平衡、调整贸易结构之外，还应该对我国的进出口增加一个可调节的生态环境“阀门”。其主要功能为：限制生态环境密集产品出口；鼓励生态环境密集产品进口。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

· 加大出口退税的环境力度，考虑征收出口环节环境税，建议设置出口产品的环境关税制度

· 对出口的服务业、知识产权产品建议实行出口退税（营业税、所得税等），“补贴”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服务业发展

· 对进口企业、产品实行环境审核的市场准入制度。对进口污染产品的企业设置黑名单；对关键产品扩大进口配额，例如小麦进口

· 对我国的企业、产品实行环境审核的市场准出制度。对污染企业设置黑名单，例如柠檬酸企业；对关键产品限制出口，例如小麦出口

因此，要想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仅仅在生产领域里推动清洁生产、循环经济是不够的，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改变消费模式也是不够的，还需要改变贸易模式、推动可持续贸易、减少贸易的生态环境逆差。也只有这三个方面同步转变，才能真正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彻底转变。具体包括:

· 转变生产模式：通过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建立低污染、低能耗、高效率的生产模式；

· 转变消费模式：建立既拉动内需、又环境友好的消费模式,在物质产品的消费与服务、精神产品的消费之间保持平衡；

· 转变贸易模式：建立拉动本国经济、较少贸易的生态环境逆差、促进中国与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贸易模式。

只有全方位促进可持续生产、可持续消费与可持续贸易,才能加速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2 必要条件之二：保持可持续的增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效率优先

推动可持续生产是依然是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生产环节，对污染物的贡献来自三方面：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率。根据我们的模型分析，如果要实现“十一五”的环境目标，以SO2 在2005-2010控制为例，需要消减255万吨，其中总量贡献５５５％，结构贡献—１６９％，效率（技术、管理）贡献—３１６％，其它贡献— １７１％。从中可以看出：

· 比经济总量翻两番还高的速度的确给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因此，控制一定的经济增长总量，并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控制自身过热的需求，也是环境保护的强烈要求。

· 未来经济结构的调整可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从污染密集程度来看，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污染密集程度较低，因此未来加快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主要途径。

· 然而提高效率,无论是生产技术效率还是管理效率,都对污染物消减潜力有巨大贡献。这应当成为十一五污染物消减的最优先目标。

总而言之，在实现十一五污染控制目标的同时，需要在经济总量、结构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

3 必要条件之三：建立与完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价格税收与财政体系

现行的税收价格体系，不能很好地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更没有反映出外部性，生产力要素价格被扭曲没有得到完全更正。水、石油、煤炭和其他自然资源没有建立起合理的资源收费制度，不少资源产品价格偏低。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是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的主因。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增长模式转型、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不可能得到实质性推进。垄断性行业主要处在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其中有自然垄断环节，更多的是行政性垄断。宏观经济波动幅度的加大与处在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反应迟缓、效率低下直接有关。垄断性行业改革，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引入新的投资者和生产者，在能够竞争的环节尽可能引入竞争，对其中尚未实质性改制的国有企业，要通过多种途径积极推进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改进。总之，现行税收价格体系对环境有很多负面影响，必须到了改革的时候了。

改革现有税收价格体系的必要性还不仅仅在于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内部化环境成本，而且更在于激励技术创新，从源头上而不是在末端解决环境问题，减少环境管理的行政成本。事实证明，最有效的管理体制不是由政府去管治，而是由政府克服市场失灵，让市场重新发挥作用，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如果政府能够让市场充分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克服了市场失灵而市场重新自动配置包括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资源，那么这样的环境管理体系就是最有效的管理，无需再投入额外的人力物力资源去进行管理，而由市场自动配置。

因此，政府应当从税收价格入手，从源头上克服市场失灵。目前的税收价格体系，在生产消费与贸易这三个环节上，都带来了资源低效使用、环境成本没有内部化造成了污染、社会不够和谐等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为了实施“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生产、消费与贸易三个领域就必须构建与之相对应的税收价格体系，改革目前不合理的定价。

可持续的税收价格体系，应当由以下三方面构成：

l 可持续生产的税收定价体系

- 先纠正水资源、能源、土地、环境容量等基本生产要素的市场扭曲，向造成环境负面影响的这些要素征收生态环境税，从源头控制，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税收体系，让失灵的市场重新发挥作用。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减少政府的不必要干预，防止政府的政策失灵。

- 逐步减轻服务业的税赋负担，使得经济结构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谐的可持续发展方向转移

l 可持续消费的税收定价体系

- 逐步改变从向生产者收税转为向消费者征税的税收结构

- 向对资源环境有重大负面影响的消费品征收资源环境税

l 可持续贸易的税收定价体系

- 逐步减少资源、能源密集产品出口的增值税退税

- 对服务业的出口也可考虑“出口退税”

- 对资源环境有重大影响的行业与产品，可考虑征收出口环节资源环境税

4 必要条件之四：建立与完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体系

2006年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和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以及最近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都要求要加快建设国家环境科技创新体系，使环境科技工作更好地适应新时期环保事业快速发展的要求。

如果说环境政策是从管理层面对我国环境保护进行宏观保护，那么环境科技则是环保工作的基础力量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目前，环境科技在解决环境容量、土壤背景值、酸雨防治、湖泊富营养化防治、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等重大问题，建立环境管理制度，制定技术法规和标准，开发污染防治技术，形成生态保护措施，以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依靠科技技术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已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战略选择，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必须依靠技术进步，解决结构性、复合性和压缩性的环境问题，必须依靠自主创新。

环境保护领域的技术发展与创新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管理和科技严重脱节；二是污染防治技术储备严重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难以形成产业化、企业污染治理技术水平普遍不高；三是环境监测和执法的技术支撑分立，标准与方法研究缺失，监测预警和执法的基础能力薄弱；四是科技实施队伍水平不高；五是科技技术投入严重不足，没有形成稳定的环境科技投入机制，科研基础条件落后。

从创新的角度来看，创新的一个核心内容是技术创新，但是并不是创新的唯一内容。环境领域不仅需要技术也需要法制、机制、体制以及政策方面创新，而且技术创新的实现需要非技术创新的保障。即使有了很好的技术方向，如果制度没有很好地鼓励它、激励它，也是没有用的。

技术创新需要考虑怎么制定国家层面包括地方层面的激励政策，推动技术创新。总体而言，环境技术创新内容、实现手段在中国现阶段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 中国如何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如何使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环境领域污染防治的研究和开发，并且能使投资能够符合整个的国家战略的发展和演变。

· 中国如何在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实现跨跃式发展。在中国和发达国家所使用的技术还是有巨大的差距的，中国可以能够采纳国外的一些技术，并把这些技术及应用方式来改变一下，以便适应中国环境的发展，从而实现中国环境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 通过技术扩散创新弥补技术的地区与行业之间的差距。不论是在国家之间还是在各个行业技术的扩散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比如说在一些城市地区所使用的技术和在沿海城市地区所使用的技术，以及在农村地区所使用的技术之间是有极大的差距的，还有在内陆地区所使用的技术都有差距。通过技术扩散可以弥补技术差距，实现技术落后地区或行业的跨越式发展。

强调技术创新并不应该产生唯技术论的想法。这还应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技术的创新与应用还应考虑效率问题；二是技术创新并不是创新的全部，环境创新还需要许多其它非技术创新来整合环境管理、技术从而更好的实现环境目标与效果。特别是制度与政策创新对于技术创新来说非常重要，同时对于环境管理本身能力的提高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非技术创新可以大大提高环境管理能力，促进环境技术的进步，并进而整合环境、技术、创新、管理等各类因素。因此，应当以管理创新推动技术创新，以制度创新保障技术创新。